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简言之”中国人攒钱、瑞典人花钱”。瑞典人舍得花钱,敢于花钱,皆因无就业、医疗、购房、子女教育等诸多远虑近忧。作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人不必为生老病死操心,从摇篮到蜡烛(墓地)(from cradle to candle)都有国家的照顾—福利之国瑞典人的理财观

徐震逸,男,49岁,198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1986年日本北海道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教授；1990年任瑞典卡洛林斯卡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1年-1997年任瑞典Pharmacia公司研究员；1997年至今任瑞典ActiveBloted公司研究员。

瑞典地处北欧,人口八百余万,是世界上典型的福利国家,外人誉瑞典人从摇篮到蜡烛(墓地)(from cradle to candle)都有国家的照顾。尽管自八十年代后,瑞典人经历了经济衰退、货币危机,其福利制度受到了重大考验,但这一制度已深植于民众之心。随着经济的恢复,受到削减的各种福利待遇又纷纷”死灰复燃”。笔者在瑞典工作生活十余年,发现瑞典人的理财观念深受其福利制度的影响。

我的同事勒夫·皮特森是个研究工程师,今年55岁。他的妻子在一个超市当会计。尽管他们收入仅属中等,但由于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殷实,假日安排显得丰富多彩。他在城里有套公寓,还在离城二百多公里的依山傍湖处买了座夏季别墅。每两周他们夫妇俩驱车去那儿度周末。为了免去修车的麻烦及途中抛描的风险,他每三年换一台新车。他对车牌子不甚讲究,但车马力要大到爬山不至减速,车体要大到他那一米九五的身躯能轻易钻进钻出。他对航天活动有特别的兴趣。除买了一大堆有关书籍、录像带之外,还去美国佛罗里达州亲临观看航天飞机的发射。我常从他去美国旅行的安排得知新的航天飞机发射的日期。他把他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度假及爱好上。

英格·约翰森今年27岁,是个实验室技术员,和男友同居五年后结的婚。婚礼悄无声息,大家在当地的《南方日报》见到她们的结婚照片(向亲友所刊示)才知道此事。她丈夫开了个小体育服装店,她俩都是高尔夫球爱好者。周末如果天气好,她们必定不在店里去了高尔夫球场。一年她们一起或分别去苏格兰、西班牙等地打球两到四次——如同不少瑞典年轻人,她们把体育视为生活的重要部分,收入的相当部分也挥洒在高尔夫球场上了。

皮特·兰德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今年已有78岁,他和他的第三任夫人住在这座不起眼的房子里,有时见到他在花园散步,较年轻的妻子常出来遛狗。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一直到我参加一个Lund大学的肿瘤协作会议。大学肿瘤研究所收到一笔研究基金,是以这对老人命名的研究基金会颁发的。这是一笔每年五百万瑞典克朗(1克朗＝1.05元人民币)、历时五年的基金。我后来在花园边和他闲谈中提及此事,他很平淡地解释,他以前有个化学公司,后来被一个大化学公司收购了,他的股票变成了一大笔钱。他的父亲因患肿瘤去世,他们夫妇俩成立了一个癌症基金会,他们的钱也就成了资助哥德堡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肿瘤研究的基金。我问他,你的孩子们是否也需要这些钱。他回答说,是的,他们也需要钱。但他们可以自己挣。

桑德拉·斯文森今年32岁,和我夫人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她金发、蓝眼,除了略胖之外,是个典型的北欧美女。她曾和一个离了婚的有三个孩子的中年男人同居,三年后分手,现仍独身。她是我夫人最初的瑞典语老师之一,是个善良、富于同情心的瑞典姑娘。几年前我夫人就告诉我,桑德拉到月底就向她借钱,钱数不多,经常发了工资就还,但也有需要提醒的时候。她工资15000克朗,税后还有11000克朗。这笔钱一个中国留学生不但可以养活整个家庭,还可以回国探亲甚至援助穷亲戚。但她付房租近4000克朗、付旅游贷款500克朗、家具贷款300克朗,余下钱皆不知用于何处了。到了月底常掏不出给同事庆祝生日分摊的20克朗。一想起每个月25日后(瑞典发薪日)各个酒吧、饭店生意格外火,就不难想象斯文森小姐频繁出入其间的身影和她那散发着酒精、烟草的混合味道的笑声。去年公司发行新股,职工可以优先配购,她因自己无力购买,把股权出让了。每当我和夫人提起她,常为她人到中年,既无家庭、又无积蓄,每每陷入财务困境而唏嘘一阵。

瑞典语中找不到与中文”储蓄”相应的单词,”省钱”和”储蓄”是一个词。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任何瑞典朋友在银行里存有可观的现金储蓄。比较善于理财的人每月存点小钱以备来年度假不用贷款。买房亦不需储蓄,只要能支付得起每月利息,即可获得贷款。至于本金,银行实在慷慨大方,只希望你能在50-100年内还清即可。这样,储蓄失去了目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我应该承认,瑞典人对投资充满热情,瑞典的成年人80%以上是股民,这个比例在欧洲属于最高的。年轻些的直接投资股市,年纪大些的多选择共同基金。喝咖啡时,有人小声地谈论着股市行情,不见亢奋,亦不见沮丧。斯德哥尔摩股市每日成交额远高于上海股市,仅爱立信股票每日成交量约30亿克朗,而这个数额只是2000年高峰时的十五分之一。曾有报道一个年仅25岁的职业玩家,日进出约千万克朗,拥有股票市值数亿。股票利润政府征收30%,的税,但如你不幸血本无归,来年亦可获损失值20%的退税,用税收来调节财富分配在此亦获体现。我的一个技术员一天告诉我,她丈夫昨天下班坐出租车回的家,车费250克朗。他舍弃通勤公车(有月票)的动机只是因为当天他的股票涨了不少,他要不失时机地享受一把。在大部分瑞典人眼中,股票不是养老金,不是医疗保险、甚至不是房子、汽车。买股票要么是为度假,要么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力,验证自己的克制力、忍受力。

实际上,要想用三言两语比较瑞典人和中国人的理财观颇为困难。我与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儿子通话时,顺便问了问他的看法。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中国人攒钱、瑞典人花钱”。细细思量一下,这不但是瑞典人和中国人,或许这也是瑞典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别。由于福利制度,瑞典人无须为生老病死操心(婴儿出生即有孩子津贴,公民全民医疗保险等)；不须为婚娶丧育操心(结婚不铺张,丧葬费从工作那天即从工资中扣除,生孩子有一年半夫妻共享的育假)；不须为孩子教育操心(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大学生每人每月还有2800克朗的补助)；不须为失业、退休而恐惧(一般公司支付一年半的工资作为被解雇者的补偿,一年半后社会颁发的失业救济足够生活)。所有这些加上此文不能详述的其他种种福利措施为瑞典人提供了保护伞,他们确无后顾之忧,无须杞人忧天,因而可以尽情消费、享受生活。时下中国人拼命挣钱、攒钱而不舍得花钱,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为争取获得类似保障而节制自己消费欲望的财富观；而美国人虽说比中国人舍得花钱,但美国中产阶级以其收入的相当部分通过购买各种共同基金(Fund)攒钱的行为也闻名于世,不妨将其理解为他们企图摆脱失业的恐惧与退休后的窘迫以及为保证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而又不致陷入经济困境所作的努力。

瑞典人为这个保障所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纳税。由于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因此尽管”享受”着世界上几乎最高的税率,也难得听到他们抱怨。读了以上这些相信读者不难理解瑞典的福利制度对瑞典人的理财观念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了。 (本文来源：外汇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