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对路面车辆征收拥堵费，并大规模兴建便于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出行的基础设施，加大公共交通投入，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斯德哥尔摩今天的空气质量，要比1960 年代好上100 倍！”如今瑞典的空气洁净程度在欧盟也名列前茅，PM2.5 年平均浓度不足20。他们是如何解决污染问题的？

四天了，克里斯蒂娜•埃内罗特（Kristina Eneroth）一直没倒好时差。这是这位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健康管理局官员第一次来中国。3 月 16 日至 23 日，瑞典政府办公室组织一支“空气污染防控代表团”来华，与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开有关空气质量方面的合作。这支十余人的团队，由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瑞典气象水文局以及一些环保公司的代表组成。

“瑞典在抵抗源于工业、交通和供热等行业的空气污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瑞典政府办公室国际环境合作高级代表马茨•丹宁格表示。

瑞典是北欧最大的国家，也是采矿、冶金、造纸、电力等重工业占有突出地位的传统工业国。历史上，瑞典也曾饱受空气污染问题的困扰。

“斯德哥尔摩今天的空气质量，要比 1960 年代好上 100 倍！”3月20日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克里斯蒂娜把这句话作为演讲的开场白。

但正是在那个时候，瑞典人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根据瑞典环境研究院 2013 年发布的数据，从 1970 年到 2010 年，瑞典通过努力，减少了 97% 的空气污染。另有数据显示，1990 年以来，瑞典的废气排放量下降了 20%，而同期经济却增长了 60%。

今年 2 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中，斯德哥尔摩在40座参评国际城市中环境与生态系统均排名第一（上海和北京分列36和39位）。早在 2010 年，斯德哥尔摩就获得“欧洲绿都”的称号。

瑞典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并非一蹴而就。1969年，瑞典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它制定了严苛的排放税政策，比如对硫排放征收高达3000美元的重税，居世界之首。征收燃料税使瑞典减少了30%的硫排放。

1991年，瑞典又实施了高额的碳排放税政策。在该政策下，凡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必将被课以重税。此举也大大惩戒了那些制造污染的企业。瑞典的空气质量能够实现好转，还离不开独特的“联合监测”模式。

克里斯蒂娜告诉《外滩画报》记者，1990 年代，瑞典成立了空气质量管理协会，负责牵头市政单位和环境科研机构对空气质量展开联合监测。市政单位负责空气质量监测，科研机构负责出具报告，最后再由政府颁布新的政策与措施。

“以斯德哥尔摩市为例，市政府后来就实行征收路面车辆拥堵费的措施：在全市主干道设 18 个收费站，视拥堵程度，在工作日对驾车出行的市民征收相当于每天 10 至 20 元人民币不等的拥堵费，每天封顶 60 元。”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大规模兴建便于自行车和电动汽车出行的基础设施，加大公共交通投入，鼓励市民绿色出行。根据环境与健康管理局提供的数据，过去十年，斯德哥尔摩减少了 20% 的路面交通和 14% 的尾气排放，空气质量好转 10%。

如今，即便在排放标准严苛的欧盟，瑞典的空气洁净程度也名列前茅，PM2.5 年平均浓度不足 20；瑞典的垃圾处理厂每年要焚烧大约 550 万吨垃圾，排放废气经处理后对空气的污染接近于零。

克里斯蒂娜也是瑞典环境巨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她早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化学气象博士学位，专业背景为改善空气质量方法分析，地区和城市扩散模式及排放数据库。

3 月 20 日，她在同济大学接受《外滩画报》独家专访。谈及当前中国严重的雾霾污染，克里斯蒂娜并不惊讶，她给出的“药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加大环境立法与依法惩处的力度。

B=《外滩画报》
K=克里斯蒂娜•埃内罗特

“要让排污企业付出沉重代价”

B：2012年至今，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现象突然变得很普遍，你对此是否做过相关研究，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K：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老实说，我没有在你们这里做过实地研究，我并不知道这两年哪些变量发生了变化，导致空气质量的恶化。

但空气污染的原因无外乎以下这几个：工业与能源污染，个人使用供暖设备产生的废气、汽车尾气等等。四十多年前，斯德哥尔摩也面临和今天中国大多数城市相同的空气污染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减少工业排放，调整产业结构，从个体锅炉到集中式供暖，改用清洁能源，同时出台环境法，使得上述措施有法可依。

但今天斯德哥尔摩也面临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的问题，这无疑增加了空气污染压力，这是眼下我们正在花大力气解决的首要问题。

B：除了工业生产、天气条件、汽车排放和冬季供暖，有中国官员认为厨房油烟排放是造成雾霾的主因，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K：（笑）在中国，也许这真是个问题。当你在判定雾霾成因时，也需要观察污染源所处的位置。一般来说，厨房油烟很难成为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因为它很难飘到空中，大部分都落到地上。但是据我观察，中国的居民楼都建得很高，油烟飘散到空中的几率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仍在大规模采用烧煤供暖。瑞典已经很少用煤了，主要供暖热源有电力、生物燃料、石油、垃圾、天然气等多种渠道。

B：瑞典在1960年代也面临着中国现在这样的空气污染问题？

K：是的，这和经济发展有关。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前，瑞典经历了一段时间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随后经济增长放缓，也就在此时，空气污染的程度下降了。如果有两条趋势线的话，你会发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程度基本呈正相关。我认为中国也会遵循这一规律。

当然，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节能减排。而在所有的措施中，第一步就是要加大环境立法与依法惩处的力度，你必须让排污企业为它们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B：似乎今天遍布中国的雾霾现象在你的意料之中？

K：是的。可能老一辈中国人会怀念以前的绿水青山，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工业和路面交通，你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已有先进的科技可以解决这一矛盾。

B：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过去主要和GDP挂钩，与环境治理关系不大，这也造成过去三十多年的粗放增长。瑞典官员的政绩考核是否考虑到环境因素？

K：在瑞典，官员考核的标准一般有三个：首先你所在的辖区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第三方面是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地区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我们在考核官员的时候，这三个方面会统一起来。

其实这几个方面并不矛盾。在瑞典，如果你注重环境治理，降低废气排放量，对经济发展也有好处，因为你就不用支付额外的污染物排放税了；如果你降低排放水平，就可以节省很多支出。瑞典的能源很昂贵，市民都会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费，这也是一种经济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对环境保护也有利。

B：目前中国的大城市要降低雾霾水平，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K：中国的雾霾主要和PM2.5水平直接相关。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源，并对之采取措施。据我观察，在中国，对PM2.5贡献最大的应该煤炭污染物排放，第二个方面我认为是大城市里的汽车尾气排放。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造成当前中国雾霾现场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也许二三十年前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也很大，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汽车和工业生产，但现在这几种污染源出现了交叉结合的趋势，这是你们面临的新挑战。

B：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个人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尽可能保护自己？

K：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每个社区都有一些身体抵抗力相对比较弱的群体，比如孩子和老人就要更加小心，多关注空气质量预报。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建议这些群体要尽可能待在室内，减少外出活动。

B：对孕妇来说，雾霾天气对她和孩子的影响大吗？

K：我之前参加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一名孕妇长期生活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中，会增加孩子早产的几率；即便在正常时间生产，孩子的个头也会相对较小。

B：现在中国人可以通过一些应用程序获知当天的空气污染状况。我一位在斯德哥尔摩留学的朋友抱怨，瑞典没有中国这么方便。她想知道哪里可以查到瑞典城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数据。

K：我目前在斯德哥尔摩环境保护与健康管理局工作，我们有一个官方网站，市民可以在上面查询有关空气质量的实时数据，还可以选择下载过去几年的历史数据，看看这几年空气质量的变化趋势，这些数据我们都对公众开放。网站的地址是：www.slb.nu/lvf。

此外，我们还会将空气质量预报登在当地报纸《今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这是瑞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中有一叠斯德哥尔摩专版，在上面你就能找到斯德哥尔摩市的空气质量预报。